现代美育 诗教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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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诗歌教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在众所周知的表达方式的驱动下,如“不学诗,无词”,“诗,可以流行,可以观察,可以分组,可以抱怨”和“诗表达野心”和“天真地思考”,诗歌的影响涵盖了从国家、社会时尚到日常礼仪和个人修养的不同层面,使诗歌远不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体裁,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而且是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治、伦理、习俗和文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正好反映了诗歌教学的目的和功能:一些重要的思想甚至系统概念以独特的诗歌形式传播和渗透,用来规训人们的言行,引导社会文化方向,即所谓的“兴石喻、李立宇、程煜乐”。虽然有“音乐”作为伴随诗歌的手段,但中国古代诗歌教学普遍偏向启蒙。

进入现代后,中国诗歌在主题、语言形式和结构风格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诗歌教学的社会文化语境和实施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诗歌教学来说,教育理念的创新和转移深刻影响了诗歌教学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取向。近代以来,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鲁迅、宗白华、朱光潜等人创造了丰富而完善的美育。通过介绍康德、席勒等西方理论家的美学思想,他们建立了以情感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倡导以“无功利的审美”和“创造人”为目标。他们提出了“美学家,把美学应用于教育”的理论那些也以培养情感为目的的人”(蔡元培为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词典》的“审美教育”词条)“唯一美好的是让人们忘记自己的兴趣,进入高尚纯洁的境界, 这是最纯粹的幸福(王国维的《论教育的目的》),“理想的教育是让自然界中所有的潜能尽可能地得到充分发挥,所有的本能得到平衡和发展,创造一个完整的人”(朱光潜的《论美育》)等。 这些美育理念在许多方面促进了中国诗歌教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促使诗歌教学直面现代乃至当代的形势。

根据朱光潜“诗歌教学是美育”的说法,诗歌教学显然是现代艺术和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林语堂所说,“中国诗歌已经取代了宗教在中国的使命”(这似乎符合蔡元培“美育取代宗教”的理论)。虽然他所说的“中国诗歌”是指古典诗歌,但经过现代性的洗礼,它的出现及其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有一百年历史的现代诗歌被认为已经失去了古典诗歌的光辉和魅力,但诗歌本身仍然具有相当大的灵感,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现代情境下的诗歌教学,或受现代美育理念影响的诗歌教学,实际上包括两个维度:一是传统诗歌教学的适应性,即传统诗歌教学通过调整和转化,寻求一条符合现代人生活条件、审美情趣和心理需求的路径;首先,根据现代诗歌的特点,找到诗歌与社会文化的连接点,探索诗歌教学的现代意义和方式。

诚然,现代美育倡导的以情感为核心的理念有助于指导诗歌教学的实施,突出诗歌的抒情性,将诗歌理解的重心转移到以诗歌本体论为基础的审美能力的培养上来。然而,在诗歌教学中,应该突出诗歌的情感和抒情方面,而忽视诗歌的其他特点,如智力、兴趣和思辨,是不合适的。回归诗歌的本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传统诗歌教学中过度启蒙的弊端,但没有必要将诗歌拉回“内在”,坚持简单的语言、形式等要素,切断与外界的联系,慢慢失去活力,直至萎缩在“自我否定”中。众所周知,在诚信逐渐丧失的现代社会,知识体系趋向专业化和精细化,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日益碎片化和单一化,这给诗歌的创作、接受和传播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在现代诗歌教学中,除了“情感”维度之外,还应强调诗歌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的综合能力,构建诗歌与社会文化的良性互动关系,以保持诗歌自身的生命力。

对于现代美育倡导的“无功利的审美”,很明显它直接遵循康德的理论。考虑到现代美育诞生的历史背景,不难看出这一命题蕴含的具体针对性。蔡元培提出“纯美育”时...让人们养成高尚纯洁的习惯,让人们想到我,为自己的利益和伤害想到别人,从而逐渐消除掉那些坠入情网的人”,他期望“非功利”美学的“纯洁”能够消除当时“大多数人都渴望接近自己的成就和利益”的积怨,并净化弥漫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污浊空气。对此,我们不应肤浅地看待现代美育倡导的“无功利的审美”,而应在其理念的指导下深刻理解实践及其效果。同样,现代诗歌教学也表达了对“非功利”的强烈需求,提倡“纯诗”,强调形式和技巧的自足,以抵制诗歌长期以来所附的各种“外在”要求。盲目追求诗歌“非功利”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将引导作者狭隘地理解“诗性思维”的意义和价值,并遵循海德格尔对霍尔德林“诗性居所”的阐释。津津乐道的“诗意”和“诗意”不是诗歌中“无用”的肤浅代名词,也不是用来装饰(甚至粉饰)生活的点缀。事实上,“诗意”显示了一种独特的创造能力,是人类与所有自然事物建立联系的方式。“诗意地生活”并不意味着一种孤独和与世隔绝的态度,也不应该被用作逃避“世外桃源”的借口。根据海德格尔的解释,“诗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能力。然而,一个人拥有诗歌的能力总是只需要遵循以下标准:它的存在应该与爱人的事物相一致,因此需要人的出现”。达到这一“标准”的重要前提是霍尔德林在诗歌中歌唱“善”,所以“诗意栖居”体现了美与善的和谐。据说霍尔德林、黑格尔和谢林共同起草了“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初纲领”,并得出如下结论:“理性的最高方式是审美方式,它涵盖了所有概念。只有在美中,真与善才能像姐妹一样。”朱光潜显然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他也认为:“善与美不仅是矛盾的,而且达到了最高水平,这基本上是一回事。他们的必要条件是和谐和秩序。从伦理的角度来看,美是一种善。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善也是一种美。”这正是美学的辩证属性,似乎是“非功利的”。在现代诗歌的“冲击极限”风格中,它可能隐含着诗学本身的伦理,并导致与母语和民族记忆相关的社会文化责任。

现代审美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创造“完美的人”,这与现代诗歌教学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传统诗歌教学十分重视通过诗歌培养完美人格。在中国古代,诗歌“修身”不是一种普遍的幸福感,而是一种全方位完善自我的完美方式。然而,古今诗歌教学对“完美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期待和取向。现代诗歌教学不再像古代诗歌教学那样以“仁”为核心,以“君子”为“完人”,而是注入更丰富的内涵和当代特征,以应对日新月异的历史语境。至少,我们应该理解马克思所期望的“人的解放”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中的“完美人”,即“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为社会财富的自由人格”的人格形象。根据这一目标,现代诗歌的教学并不局限于心灵,而是在于将它置于“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创造力。

在社会文化日益多元化的时代,如果不孤立、抽象、静态地理解诞生于上世纪初的现代美育所涉及的美、美、美感等主题,它的一些思想对诗歌教学的拓展仍有启发价值。在未来诗歌教学中对诗歌的定义中,诗歌的美不再是单一的,而是三维的,不仅提供欣赏和实现“净化”,而且具有海德格尔所说的先验的“拯救力量”,它不仅可以治愈“心灵”,还可以重塑技术时代人们的命运和地位。

(作者:张周涛,首都师范大学文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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